文/袁 帆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辉历史中，“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坚持十四年浴血奋战，书写无比壮烈的战斗篇章，为中华民族解放创建了丰功伟绩。在这支“惊天地、泣鬼神”的队伍中，涌现出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一大批民族英雄，而另有三位清华人也留下了光荣的名字，他们是：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人虽然不是同一级同学，相互间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连接他们的就是同样的爱国热情和政治理想。
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自左向右）
一、他们都没能拿到清华的毕业证书早期的清华学校虽然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但共产党组织很早就在清华园中出现。最早的清华党支部于1926年11月成立，最初仅有朱莽、雷从民和王达成三位党员，在之后的半年内发展到8名党员，而当时的清华学校大学部学生冯仲云（1908—1968，江苏省武进县人）就是其中之一。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被破坏，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此后北京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屡遭破坏。冯仲云却在这种白色恐怖中，毅然于1927年5月1日加入共产党，并从此逐步锻炼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在1928年1月担任了第六任清华党支部书记，还曾担任过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委员。
展开剩余94%张甲洲（1907—1937，黑龙江省巴彦县人）起初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9年9月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30年上半年他在北大加入共产党。在此期间，他也曾经被捕，并在狱中与清华学生冯仲云结识。之后他又于1930年9月以新生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其组织关系也转至清华党支部。
于天放（1908—1967，黑龙江省呼兰县人）是在1928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1年5月在张甲洲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他在校时的名字叫“于九公”。
如果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考察这三人入党的背景情况，就会知道，在刚刚经历了被国民党右派几近斩尽杀绝的“至暗时刻”，彼时成立还不到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力量极其微弱，幸存的党员全部隐匿身份，转入“地下”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于“冯、张、于”这样的新党员，既要完成大学生的学业，又要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地进行革命工作，所要承受的风险可想而知。
三院遗址（清华第一个中共支部诞生地）
由清华史料可知：冯仲云是1926年录取的93名新生之一；张甲州是1930年录取的192名新生之一；于九公是1928年录取的120名新生之一。但奇怪的是，在这三届毕业生名单中却都没有查到“冯、张、于”的名字，即是说，他们都只是清华肄业生。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变故，使得他们都没有拿到清华的毕业证书呢？
1．1930年算学系唯一的肄业生“老冯”
冯仲云毕业照（1930年4月）
在1930年10月出版的《国立清华大学第二级毕业纪念册》中，我找到了冯仲云的“毕业照”，也见到同学对他的评价，一位署名“丞”的同学这样写道：
“‘革命和恋爱’这是时下一班青年的口号，我们的老冯从前也曾躲在房里偷偷地狂吻着‘他的她’的来信和照相过。可是他现在却时常在喊着‘恋爱这玩意儿，咱是不干了。’他虽不谈恋爱，可爱讲女人，谁和他熟悉的人，总知道她是三句不离女人的吧。他不长口才，可很会描写，经过他口里煊染出来的事物，灰色会变黑色，红色会变为绯色。他是直爽而诚恳，他的脑筋确乎很敏锐，可是他还吹‘老冯若使不……，也许脑筋还会好呢！’真是不晓得，老冯若使不……，他会是怎样一个人呢？”
乍一看，在别人眼里，被称作“老冯”的冯仲云与当时嘴里叫着“革命和恋爱”口号的时髦青年并无二致，甚至“三句不离女人”，这怎么也不会让人感觉他是“道貌岸然”的君子，更不会将他与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联系起来。不过同学又承认他“直爽而诚恳”，“脑筋确乎很敏锐”，但最终还是吃不准他是“怎样一个人”。
其实，这样的评价恰恰可以看作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完全用不着后人按照“为尊者讳”的思维去为他作掩饰，也没有必要按照“高大上”的原则将“老冯”刻意拔高，更不要把革命者想象成不屑“饮食男女”的天生圣人。甚至可以认为这是“老冯”在日常生活中用“大智若愚”的形象掩护自己的秘密身份。
但是，“老冯”终究是“党的人”，他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要发展党的组织，要做民众工作，在接到党的行动指令时，他都会无条件地去执行。综合有关史料，可以还原出一个历史场景：就在“老冯”已经拍完毕业照时，他参加了1930年4月20日（周日）北平工人和学生共同举行的一次示威游行活动。这次“飞行集会”遭到军警的镇压，被捕群众有180余人，“老冯”也在其中。
就这样，因为没有完成毕业程序，“老冯”的名字最终没能出现在1930届毕业生名单上。所幸的是，他在被关了五个月监牢后，抓住军阀派系相互争斗中产生的缝隙，竟然于1930年9月“逃离”魔爪。
1930年清华算学会合影，郑之蕃（前右3）冯仲云（后右2）
出狱后的冯仲云却得到一个很好的就业机会。原来，他在清华算学系的老师眼里，是个勤奋学习，成绩优异的数学人才。他的老师郑之蕃（1887—1963）正好收到一封“哈尔滨商船学校”教务长的来信，希望能推荐一位毕业生去该校任教，他就想到了冯仲云。冯仲云经过上级党组织的批准后，于1930年10月来到哈尔滨，成为该校年轻的数学教授。就这样开始了他在东北20余年的革命斗争生涯。
2．只读了一年半政治系的张甲洲
或许是与冯仲云的狱中相识引发了对清华的仰慕，张甲洲宁愿放弃北大的学籍，也要考到清华来。1930年秋，当他被清华政治系录取时已经23岁，在同年级学生中肯定算是老大哥。凭借从东北读中学时就逐步锻炼出来的组织与活动能力，他一入学就脱颖而出，“自带”很高人气。“我们常能见到他——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性格豪爽而又待人诚恳的东北籍同学，活跃在清华园中。大家对他的印象是很深的。”与他同年入学的清华历史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陶瀛孙（1909—2003），几十年后在回忆中十分清晰地刻画出张甲洲的形象，并且明确地说，“我在学校里对张甲洲是非常钦佩的”。
张甲洲在清华学生组织的平台上表现活跃。综合各种信息，得知他曾担任过“第六级主席”和清华学生会中的“级代表”，学生会卫生科主任、民众教育科主任，同时还担任过《清华周刊》的编辑，负责“言论”专栏的组稿和撰稿工作。其经历之旺盛，活跃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1931年清华大学学生会执委会合影，张甲洲（后右2）
在清华1931年出版的建校20周年《纪念刊》中，留有一张当时“清华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会”的合影，大一学生张甲洲在9名委员中赫然而立，充满自信，这也成为他在清华学习、生活的真实写照。此外，在1931年5月清华师生与校长吴南轩之间爆发的激烈冲突中，学生会紧急组织了护校委员会，张甲洲的名字出现在15位委员之中，足以说明他在学生中具有的威信与号召力。
与他同年入清华的胡乔木（胡鼎新，1912—1992），虽然只在校读了一年多时间，但当时还没入党的他却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骨干。张甲洲与胡乔木在党、团工作的交集中多有联系。以至于晚年胡乔木在1983年1月18日给巴彦县委办公室的信中还特别强调，他“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
胡乔木怀念张甲洲的信（1983年）
然而就在张甲洲上二年级的时候，发生了日本公然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这个事件直接改变了这位东北青年的人生。
9月18日以后，清华师生立即表明坚决抗日的立场。“学生会成立抗日救国会，并通电政府主战。21日，教职员公会成立对日委员会。27日全体学生大会议决停课三星期，施行军事训练，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抗日的决心已经在张甲洲的心中生根。
1932年春天，张甲洲联合几位在北平不同学校读书的东北籍大学生，毅然“投笔从戎”，秘密回到黑龙江省巴彦县老家，开始了与侵略者真刀真枪的殊死搏斗。这就是张甲洲曾经在北大、清华两所著名高校学习，但又都没有拿到毕业文凭的真实背景。
3．还差三个月就能毕业的于九公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在当年的招生中，有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学生于九公被录取到经济系。
按规定他需要修完二十几门必修与选修课，取得132个学分才能毕业。作为黑龙江省被清华录取的很少几位考生之一，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的学习能力。而他通过在清华几年的学术熏陶，也确实为后来的人生储备了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于九公20岁进清华，那时的清华学生人数并不多，总共不到千人，他们纵有安心读书之心，也不可能在动荡的局势之变中置之度外。对于之前在齐齐哈尔读书时就领导过当地中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并遭受过军警逮捕的于九公而言，在新的环境中同样不会甘于平庸。
在1928年至1931年的短短几年间，清华围绕“校长”人选问题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而于九公这一届学生就完整地经历了“罗家伦、乔万选、吴南轩”三位校长频繁更迭的奇观，直到1931年12月最终见证了梅贻琦校长的到来。
清华学生拒绝乔万选当校长（1930年）
于九公当时是“反帝大同盟”成员，在驱逐吴南轩的风潮中表现积极，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在1931年5月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清华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之一，而他的入党介绍人正是比他低两级的黑龙江同乡张甲洲。
就在于九公加入共产党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面对东北家乡沦陷于外敌的严酷现实，于九公心中的悲愤不言而喻。他积极参加清华学生自治会组织的赴南京请愿活动，并担任请愿团第三中队队长。由百余人组成的请愿团冲破各种阻挠，于11月26日到达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
于九公在请愿中亲身感受到政府的敷衍态度，逐步认清其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实质。于是他彻底抛弃幻想，决心自己动手干！经过短期准备，于九公与张甲洲一起，于1932年4月逆风而行，秘密潜回沦陷后的东北家乡，从此开始长达十数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斗。而此时距离他可以拿到清华毕业文凭仅有不到三个月时间，其坚定的抗日信念完全可用“斩钉截铁、义无反顾”来形容。
“九一八”事变后，于九公等回到东北抗日
二、他们是清华人中最早走上抗日前线的战士冯仲云、张甲洲、于九公这三位清华园里的共产党员，在相隔一年半的时间里相继离开“象牙塔”，成为最早一批走上东北抗日前线的清华人，当时他们的年龄都没有超过25岁。
他们选择从美丽的清华园去到被侵略者占领的东北，要面对的是无比凶残的日寇豺狼和极其艰苦的自然环境，困难究竟有多大？当我们今天仔细为他们盘算时，才惊诧地发现，其实他们既没有坚固的群众基础，又没有稳妥的组织保障，更没有可靠的物质后援，一切都要赤手空拳，“从零开始”。然而就是这样三位同样在清华园接受过高等教育，又是胸怀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就像三颗特殊的火种，坚定不移地投向苦难深重的东北大地，誓要燃烧起照亮历史的火焰。
1．冯仲云的白山黑水岁月
冯仲云1930年10月到达东北，应聘1926年创办的哈尔滨商船学校的教职。这所学校是隶属于奉系军阀的半军事化学校，培养航运人才。有关他的这段经历，1931年12月版《清华周刊》中有一段记载：
“冯仲云——他是清华被称为‘绝’者之一，你不要说他‘绝’，他在哈尔滨的商船学校教高级几何，是被称为第一流人物的。他住在一所临江小房子，夏天他那位‘腊味儿’也从北平赶去了，老冯每每得意的说，我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家，免除一切结婚费用，也得着小家庭的温存了。”
这段文字不仅佐证了史实，同时引申出另外的信息，那就是冯仲云在清华时不只是革命者，在大师的耳提面命下，数学专业上也打下扎实的基础。这使得他能够凭借自己擅长的数学分析与解题能力，很快化解所有质疑他的议论，不仅很快成为让学生信服的“第一流人物”，也成功地以学校教授为掩护身份开始其地下革命活动。
1931年春夏交替之际，他那位在北平读书的“腊味儿”（未婚妻）薛雯来到哈尔滨与他成婚，并也秘密入党，从此夫妇两人并肩为党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并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没有任何经费来源，开展工作日益困难。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冯仲云，在商船学校教书每月有260块银元的收入，他每月拿出180元作为党费。由于剩下的工资也常常被用于党组织工作的各种支出，以至于在严冬中无钱买柴火取暖，让第一次在东北过冬并已经怀孕的妻子“冻得蜷缩成一团”。
其实，相对于冯仲云后来的斗争生活，这个阶段已经算是相当“安稳”了。从1932年开始，冯仲云开始逐步参与领导武装抗日斗争。从1934年10月开始，冯仲云被派去参加赵尚志、李兆麟领导的哈东抗日游击支队，并在游击队被改编后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中担任政治部主任，开始了长达10年以上的武装抗日斗争生涯。
1940年5月冯仲云成为“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彼时他不过32岁，但已从一个稚嫩青年学子成长为中共北满省委和东北抗联的重要领导者。1942年后他又奉命去苏联境内参加了“东北抗联教导旅”的整训领导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冯仲云、彭真、周保中（自左向右）在东北（1946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冯仲云作为接收沈阳的抗联代表首先回到东北，在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6年4月起，冯仲云开始担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底。在曾经领导东北人民14年抗日斗争的诸多抗联将领中间，冯仲云成为幸存的少数几位全程亲历者之一。
今天，我们已无法得知冯仲云在东北20年中尝过的所有艰难与煎熬，但仅从他作为一个南方人，一个曾享受过清华园平静、优渥生活的青年学生的角度，想象他曾经长年经受无比艰苦的战斗环境和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就已被他的勇气和意志所深深震撼。
2．张甲洲与于天放的并肩战斗
张甲洲和于九公秘密回到黑龙江老家后，迅速投入抗日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各种抗日力量自发抗击日寇，其中，最先打响抗日“第一枪”的是以马占山为代表的东北军爱国官兵。而最早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抗日力量就包括有张甲洲领导创建的“巴彦抗日游击队”。
1932年5月16日，张甲洲首先利用家族的社会关系，在巴彦的张家油坊以“婚礼”为名，联系到各方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200余人。张甲洲亮出赶制的旗帜，戴上红袖标，叫响了“宁可抗日战死，决不当亡国奴！”的口号，正式组建了游击队，勇敢地向侵略者宣战。而在此过程中，于九公就是张甲洲的得力助手，担任游击队特派员及交通情报站负责人。
1932年游击队领导人合影，赵尚志（前右3）张甲洲（后中）于九公（前右1）
1932年8月30日，游击队攻下了巴彦县城，随后又连下几城，给哈尔滨以北地区的日伪政权造成巨大威胁。1932年11月，巴彦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委。这一光荣史实已被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巴彦抗日武装的迅猛发展势头引来强力镇压，没有根据地的张甲洲部虽然一度发展到二千多人，但在日伪军的围剿下，最后队伍只余下70多人，被迫于1933年初解体。
彼时的张甲洲化名为“张进思”，转入地下秘密工作。他利用接受高等教育积累的学识进入“富锦县立中学”，从教员开始逐步升为教务长、校长，并巧妙利用这一身份建立了抗日活动的秘密联络点，他也成为中共满洲省委在三江地区的地下工作领导人。
张甲洲（前右5）于天放（前右4）在富锦中学（1936年）
而1933年3月时的于九公，先是被党组织派遣到齐齐哈尔，组建了满洲省委“龙江特别支部”。1933年10月起，设在哈尔滨的满洲省委机关遭道日伪破坏，急剧恶化的形势使得于九公不能继续留在齐齐哈尔，于是在改名“于天放”后，由张甲洲介绍其在富锦中学担任英文教员，以后又担任教务长。在张甲洲被日本人调任富锦县公署教育股长后，于天放又接任富锦中学校长。
张甲洲化名“张进思”潜伏的证据（1934年吉林省公署委任令）
也就是说，张、于二人在长达近四年时间里，共同潜伏富锦，并肩进行地下抗日斗争。他们凭借超人的胆识和智慧，建立了中共秘密组织，为松花江下游各抗联部队提供军事情报及物资援助。特别要说的是，冯仲云直接领导抗日部队后，也通过他们的秘密渠道，获得部队所需要的急需物资。
两位清华学子的秘密斗争一直坚持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面抗战开始之际，张、于二人奉命转入东北抗联独立师。然而在8月18日，正当张甲洲刚刚踏上新的征程之际，却遭遇敌人的阻击，不幸中弹牺牲。当时他刚满31周岁，一颗将星，饮恨陨落。
3．冯仲云与于天放的战斗友谊
1928年秋天，冯仲云已升入清华三年级，而于天放（九公）刚入学。冯仲云曾回忆说，“虽然学的科目不同，可是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平时沉默寡语，但是他的内心是非常热烈的，是一个有理智的青年”；“他确信共产主义，认识共产主义是中国将来应达到的最终目标”。
冯、于二人始于清华园的友谊，因为共同坚定的革命志向，在东北的抗日斗争中得到长久的延续。于天放在张甲洲牺牲后，进入抗联十一军负责部队政治工作。经过他的卓越努力，这支部队逐步成为抗联的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在富锦、绥滨沼泽地带和完达山系的七星砬子山越地带，进行过多次英勇的战斗”。
1940年“抗联第三路军”编成后，于天放担任第六支队政委，而冯仲云此时成为于天放的直接上级，他们的关系也更加紧密。他们率领的游击部队于青纱帐起时，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在严冬来临时，又要躲进崇山密林，克服极端寒冷带来的种种困难，抗击敌人的围剿，打破重重的封锁。
于天放撰写的《露营之歌》和《牢门脱险记》
1941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抗联各部队残存的力量奉命进入苏联境内整训。而于天放领导的东北抗联三路军留守分队却孤悬敌后，继续同日伪军进行殊死战斗，情势相当险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于天放始终没有放弃抗日的信念，在群众中进行抗日宣传，用尽各种方式同敌人缠斗，直至1944年12月19日被叛徒出卖被捕。
陷入敌手的于天放，无论日寇采用威逼或是利诱等各种手段，他都抱着宁死不屈的信念，坚决不投降。最后敌人将他的“案子”报到伪满高等法院，准备对他执行“死刑”。就在最后的危急时刻，于天放与命运进行了殊死一搏，他在难友的配合下，利用一次转瞬即过的机会，击毙日本看守，幸运地逃出了囚笼。惊心动魄的那一刻发生在1945年7月12日凌晨。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里，于天放饥餐露宿，昼潜夜行，躲过日伪军的重重搜捕，以惊人的毅力从北安跋涉300余公里，到达讷河县境内。在这里他听到了日本投降的喜讯，立即组织了“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宣传部自卫队”，迎接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作为抗联第三路军政委的冯仲云，无比牵挂于天放在敌后坚持斗争的命运。1944年3月，在苏联境内的抗联教导旅曾派出一支6人小分队，返回东北境内寻找于天放，但终因联络失控而未能成功。这无疑增添了冯仲云心头的牵挂与压力。所幸于天放历尽千辛万苦，坚持到了日本投降的一刻，虽然今天无法知道冯仲云在得到这一佳音时的反应，但为老同学、老战友感到由衷骄傲的心情却在他的笔下显露无遗。冯仲云在1946年专门撰写的《东北抗日联军领导者之一——于天放》一文中这样写道：
“是的，于天放在（松）江省的确是极有名望的，无人不知的民族英雄。他之所以如此出名，不仅是由于‘八一五’事变不久前，他从北安狱中脱逃，日寇在（松）江省各地通缉他，悬赏几十万元要他的头颅，还因为他是（松）江省出色的知识分子，艰苦卓绝的民族英雄”。
三、他们为清华精神增添了一抹血色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的伟大斗争中，曾经有成百上千的清华人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走上战场。而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这三名共产党员，作为东北抗日战争中的清华学子，更以他们独特的表现显示出无比可贵的气质，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增添了一抹血色！
必须强调的是，革命者不是苦行僧，也有七情六欲。但具有坚定信念的勇士与常人不一样的是，在需要舍生取义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与儿女情长“断舍离”。
张甲洲在即将前往抗日前线的前夜，对他的夫人刘向书说，“我们抗日救国，一定会胜利，祖国一定会解放，那时我们再家庭团聚。但也有可能此去凶多吉少，确实听到我牺牲了，是你的光荣，也是你的灾难；你还年轻，就另找可心人，带好两个孩子”。令人悲痛的是，就在说过这些话后的第二天，他就真的“求仁得仁”，血洒黑土地……
位于富锦县的张甲洲烈士墓
无独有偶，1934年冯仲云在结束地下工作，马上要走上战场前，也将夫人和孩子送回江苏老家。临别时，他对夫人薛雯说，“我们就要分别了，这次离别我想有三个可能：第一是，你或我，或者两人为革命牺牲性命，那这次就是我们的永别；第二是你回家乡安排好事情，两个月后又能见面；第三，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要等革命胜利后在见面，这段时间可能要十年十五年了”。而当他们再得以相见时，真的是在经过九死一生的十二年后……
于天放的家就在呼兰县的某处乡村，他虽然在故乡游击了七年多，却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见过一次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女。他在抗战胜利后撰写的《牢门脱险记》一书中写道：“东北是我的家乡故土，我爱祖国、我爱东北、我爱家乡、我也爱树海无边的兴安岭，不管敌人怎样凶恶残暴，抗日斗争的怒火是不能被压下去的，我决心埋尸故土，也不离开东北一步！”忠肝义胆，跃然纸上！
三位勇士在不同时点的言行，却同样表现出“舍生取义”的高尚情操，何时读来，都会让人感受到真正共产党人“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无比热爱的那份拳拳初心。
难能可贵的是，三位有着清华学习经历的壮士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中，却都能表现出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超凡脱俗的飞扬文采。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幕出现于1938年，在艰苦的征战途中，于天放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豪情，挥笔写下了一首荡气回肠的《冬征》：
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后来，著名的东北抗联《露营之歌》将这首诗歌录为“春夏秋冬”之第四段，铸就成为东北抗联文化遗产中的不朽篇章。
清华英烈碑上镌刻着“张甲洲”的英名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些抗日英雄的历史功勋。2014年9月1日，在国家民政部正式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师长张甲洲”名列其中。同时，张甲洲的名字也分别被镌刻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英烈碑”上。此外，冯仲云和于天放的名字也同时被记载在“百年清华”名人录中。
其实，还有一项值得彰显于世的殊荣，那就是冯仲云在1955年9月曾经获得毛泽东主席亲自颁授的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要知道，当年一级“八一勋章”只颁发了131枚，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只颁发了117枚。同时获得这两枚一级勋章的都是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而冯仲云就是仅有的四位没有被授予军衔，但被授予至高荣誉的“无衔”开国元勋之一。
1955年9月，冯仲云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冯仲云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在给他授勋时，紧握他的手说：“你是冯仲云，东北抗联的。你们抗联比我们长征还要艰苦啊！”在那一刻，他知道，“党了解我们，毛主席了解我们”。
这两枚勋章，意义非比寻常。冯仲云也成为清华历史上曾被同时授予“八一勋章”和“独立自由勋章”的唯一英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如冯仲云自己所评价的那样：“这两枚勋章不只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这是凝结了满洲地下党、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中千万英烈的鲜血，也是他们的荣誉。”
四、结语不论以哪个时代的标准衡量，“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三人都是兼具远大理想和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而在民族大义和个人前途的权衡中，他们都选择了需要付出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的艰难道路，最终成为东北抗联中永垂不朽的“清华三杰”。
今天，当我们重新追寻着他们从清华园中出发的足迹，不断延伸到东北抗日战场时，三位壮士“逆风而上、视死如归”的形象愈发顶天立地，令人敬仰！
此时我只想说：踏着前辈足迹而来的清华人，请记住自己所负的时代使命，赓续传统、砥砺前行！“冯仲云、张甲洲、于天放”将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2025/7/30修订于上海）
注：文章原载于《史海寻珍——清华校史研究随笔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现经作者修订后授权发表
作者简介
袁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5级校友，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泛，文笔朴实耐看。退休后专注于文史研究，多篇成果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清华大学媒体刊发。2023年，被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聘为“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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